淺談佛教在西域的興衰
近百余年來，由于東西方的考古學者不斷在新疆及中亞一帶從事探險，先后在新疆境內(nèi)發(fā)掘許多文物古跡以及西域古代語文，如龜茲語、于闐語、吐貨羅語、粟特語等所寫的佛典斷片。一八九〇年，英國鮑爾（HamiltonBower）在庫車附近發(fā)現(xiàn)梵文寫經(jīng)，經(jīng)英國學者霍寧（RudolfHoernle）考證，斷定是第四世紀及五世紀的梵文《孔雀王咒經(jīng)》的古寫本，這是西域古代語發(fā)現(xiàn)最早的佛教經(jīng)典。
一八九二年，法國格林勒（FernandGrenard）在新疆和闐發(fā)現(xiàn)梵文《法句經(jīng)》的斷簡，至少是第二世紀的寫本，比鮑爾所得更古遠。一九〇〇年，敦煌藏書大批古寫本、卷子、版本、印本流入西歐，幾乎震蕩了整個西方世界。
自古以來，我國佛教高僧活躍于西域廣大地區(qū)，一方面吸收西陲各民族佛教活動的精華，一方面?zhèn)鞑ブ性娜A夏文化，因此，才能導致四方的歸化，促進民族、宗教不斷的融和與交流，在宗教史、文化史上來說，貢獻極為重大。
佛教東傳的河西走廊
佛教創(chuàng)立于公元前六世紀的古印度，主要流行于恒河中上游一帶。公元前三世紀阿育王時期，佛教開始向印度各地及世界各國傳播，向南傳到斯里蘭卡和東南亞國家，向北傳入大夏、安息以及大月氏，并越過蔥嶺，傳入我國西北地區(qū)，最后傳入中原內(nèi)地。在佛教傳入我國的過程中，漢朝對西域地方的開辟與交通起了催化的作用。
一、西域的范疇
歷史上所指的西域，并沒有一定的范圍，而且西域各國的名稱也隨時代變遷而經(jīng)常改變。佛教史上的西域，是指印度佛教興起之后，由陸路東傳中國所經(jīng)的地區(qū)，大致上包括公元前三世紀大月氏統(tǒng)領下的大夏及阿富汗斯坦一部份、迦濕彌羅、今旁遮普一部份、安息國勢力范圍下的波斯北部、康居國勢力范圍下的栗弋（Sogdiana）等地。
西域各國中與佛教較有關系的是，蔥嶺以西的月氏（今俄屬土耳其斯坦、阿富汗、北印度）、安息、康居（今土耳其斯坦北部、西伯利亞南部）、犍陀羅（今阿富汗之干達馬克）、迦濕彌羅（罽賓，北印度喀什米爾）；蔥嶺以東的龜茲（今庫車）、疏勒（喀什噶爾）、高昌（今吐魯番）等國。各國之中，以犍陀羅與迦濕彌羅兩國最重要。
二、漢朝與西域交通
漢朝時，西域三十六國長期處在匈奴的勢力范圍下，漢武帝想聯(lián)合大月氏共同夾擊匈奴，于是在建元三年（公元前一三八年）派遣張騫出使大月氏。張騫被派出使，越過河西走廊不久，即被匈奴俘虜。后來伺機向西逃到大月氏，希望游說大月氏聯(lián)合對抗匈奴，但事與愿違，而逃回漢朝。張騫出使時，一行一百多人，十二年后回到長安，只剩下張騫和他匈奴籍的仆人。
雖然張騫沒有達成出使的目的，但他發(fā)現(xiàn)中亞各國和南亞印度的地理位置、歷史源流與各地物產(chǎn)等，為中國人打開了廣大的新視野，他的貢獻只有以后的哥倫布發(fā)現(xiàn)新大陸可以媲美。張騫在大月氏游說時，曾到過大夏（巴克特里亞），發(fā)現(xiàn)當?shù)鼐尤挥谐啥汲霎a(chǎn)的布匹，和四川境內(nèi)出產(chǎn)的竹子。經(jīng)大夏人告知，才曉得是從身毒（印度）買來的。于是張騫回國后向漢武帝建議，如果從四川成都出發(fā)，就可避免匈奴阻撓或扣留的危險，因而有漢朝對西南夷的開拓。
元狩四年（公元前一一九年），漢武帝為了想聯(lián)合烏孫來夾擊匈奴，再度派遣張騫率三百人出使。張騫停留一年多，又失望而歸。但在這次的出使中，張騫曾派遣部屬分別前往康居、大夏（阿富汗一帶）、安息（伊朗）、身毒、于闐等國，宣揚中國的聲威，另一方面，張騫還邀請烏孫國派遣大使跟他同行，到中國訪問。自此，漢朝跟西域各國正式往來。此后，漢武帝為了征服匈奴，在河西走廊置酒泉、武威、張掖、敦煌四郡，以便進一步聯(lián)絡西域各國，擴大在這個地區(qū)的政治勢力。漢武帝又出兵樓蘭、姑師（車師，吐魯番盆地）兩國，并且降伏了大宛，掠得汗血寶馬三千多匹。西域各國震攝于漢朝的軍威，紛紛派遣使者前來朝貢。此后，漢在輪臺、渠梨兩地置兵屯田，以供應來往使者。宣帝時置西域都護，將西域諸國納入管轄之下；元帝時設戊己校尉，管理屯田和防務。
漢朝與西域各國的交通路線主要有兩條：天山南路、天山北路。漢朝先進的冶煉生產(chǎn)技術、絲綢等物品和科學文化，透過這兩條主要干道傳到蔥嶺以西，直到歐洲，對世界文明的發(fā)展具有偉大的貢獻。西方的物產(chǎn)，如家畜、苜蓿、葡萄、胡桃等植物，也陸續(xù)傳到中國。這個溝通中西聯(lián)系的道路，就是世界文化史上名聞遐邇的“絲綢之路”。就在東西方經(jīng)濟、文化廣泛交流的過程中，佛教從印度向西北，越過蔥嶺，傳入了中國。
三、阿育王傳教至西域
在公元前三世紀（公元前二七三～二三二）時，阿育王統(tǒng)一全印度，并以佛法治國，派遣布教師到印度各地及印度周圍的國家傳教。其中，摩訶勒棄多前往印度西北的希臘殖民地臾那國及阿富汗、安息、康居等地，末闡提則在犍陀羅、迦濕彌羅等地布教。所以，在阿育王時期，佛教在中亞地區(qū)傳播的道路已被打通，接著在西域迅速流布，至公元四世紀，高昌將佛教奉為國教，這是西域佛教的鼎盛時期。
四、希臘遺民傳承佛教信仰
公元前二世紀，原本受希臘人統(tǒng)治的大夏，侵入西北印度，占領喀布爾流域、巴基斯坦西部一帶地方，佛經(jīng)上稱為舍竭國。二世紀中葉，大月氏從東方征服大夏，一些希臘式的城市也同時被并吞，因此，大月氏的佛教主要傳承自印度西北地區(qū)和大夏。在漢譯《那先比丘經(jīng)》，即巴利文的《彌蘭陀王問經(jīng)》中，記載大夏國王彌蘭陀向罽賓的高僧那先比丘請益有關精神與身體、善惡果報、生死輪回等一系列問題，雙方在幾番精彩的佛法問答、辯論之后，彌蘭陀國王皈依了佛教。
五、部派佛教的傳入
公元前一世紀以后，佛教發(fā)展屬于部派佛教時期，由上座部和大眾部分出十八部和二十部之多；與公元一世紀初興起的大乘佛教相對稱，部派佛教被視為小乘佛教。因此，這個時期從印度本土傳到印度周圍各國的，都屬于小乘佛教。其中，從印度西北地區(qū)迦濕彌羅和犍陀羅傳到安息、大夏、大月氏等中亞地區(qū)的，則以說一切有部為主。最初的佛教經(jīng)典不用文字記載，全靠口耳相傳，直到公元前一世紀以后，才逐漸利用樺樹皮與貝葉為書寫材料，形成使用文字書寫的佛教經(jīng)典。
西域各國的佛教
一、大月氏
先秦時代，中國北方有熱河與察哈爾的東胡，綏遠的匈奴，甘肅、寧夏的月氏等三大外族分據(jù)。在漢文帝時，大月氏被匈奴打敗，向西潛逃，不久，征服了大夏。大月氏后來分裂為五部，以貴霜部最強大，公元一世紀上半葉，建立貴霜王朝，攻占整個印度西北地區(qū)。迦膩色迦王以后，貴霜王朝統(tǒng)領了印度恒河及印度河流域，幅員之大，西起咸海，東到蔥嶺，成為擁有中亞廣大領土的大帝國。這個時期開始，大月氏從游牧社會轉(zhuǎn)型為農(nóng)耕生活，迅速吸收古波斯、希臘和印度文化。
公元前二世紀時，大夏入侵印度西北所建立的舍竭國，早已流行佛教。因此可以推知，大月氏最慢在公元前一世紀也開始有了佛教信仰。據(jù)《三國志?魏志》所載，漢哀帝時，佛教傳入我國，就是透過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佛經(jīng)的。
公元一世紀，大月氏犍陀羅國的迦膩色迦王是一位大力護持佛教的君主。他常在公務之暇研習佛經(jīng)，每日請一位高僧入宮說法。由于各部派所講的佛法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，國王就下令召集各方僧侶，在迦濕彌羅舉行第四次經(jīng)典結集，由說一切有部的著名論師脅尊者主持，集成《大毗婆沙論》一書。在這次的結集中，說一切有部最占優(yōu)勢，但正量部和大眾部等也有一定的影響。
由于大夏原本是希臘的殖民地，受希臘藝術影響最深。勢力逐漸強大的大月氏在征服大夏后，也隨之受到希臘藝術的薰陶。迦膩色迦王時，大月氏的藝術一方面伴隨佛教文化東越蔥嶺，傳入中國；另一方面則南向印度犍陀羅地區(qū)發(fā)展，產(chǎn)生印度與希臘融和特色的藝術，稱為犍陀羅藝術，這在東方藝術發(fā)展史上，是個極為重大的變化。
在出土的一枚當代錢幣上，刻有穿著希臘服飾的佛陀像，周圍用希臘字母拼成“佛”字，清楚顯現(xiàn)了犍陀羅藝術的風格。另外，在西域庫車南方石洞的壁畫及佛像也明顯帶有犍陀羅風格，中國境內(nèi)云岡、龍門、敦煌等地的石刻與壁畫也同樣受到犍陀羅藝術的影響。
犍陀羅國貴霜王朝疆域的中心，剛好是橫貫中亞絲綢之路的交通樞紐。漢朝與西域各國之間，不僅有政治往來，而且還有經(jīng)濟、文化的交流。在歐亞各國進行的通商貿(mào)易中，我國的絲綢、漆器、鐵器，印度的珠寶、香料，埃及和西亞的玻璃，都必須通過貴霜王朝的核心地帶。而印度佛教也是以大月氏作為中印交通的媒介，最早向中國傳入。東漢明帝派遣使者至西域時，漢使在大月氏遇到迦葉摩騰和竺法蘭等人，他們便是從大月氏來到中國的第一批高僧；在東漢桓帝、三國時期，從大月氏東來的支婁迦讖及支謙，則是最早在中國傳譯大乘經(jīng)典的高僧。另外如西晉的竺法護，他生于敦煌，但祖先是月氏人，當時人稱他為敦煌菩薩，又稱為月氏菩薩。據(jù)高僧傳記載，竺法護曾在晉武帝時，前往蔥嶺以西求取大乘經(jīng)典，當時大月氏勢力還未衰頹，他所譯的經(jīng)典大部分得自月氏國。其他如有支法度、支施侖、曇摩難提、道泰、月婆首那等沙門，也都是大月氏人。
大月氏以方等教為中心，由東來的譯經(jīng)師所譯出的大乘經(jīng)典，包括華嚴、方等、般若、法華、涅槃五大部；原始經(jīng)典如《中阿含》、《增一阿含》等經(jīng)，也完備無缺。依據(jù)當時大月氏流行經(jīng)典的漢譯情形，即可推知當時大月氏佛教的狀況。在當時漢譯經(jīng)典中，以大乘經(jīng)典居多，尤其以寶積部、大集部為第一，其次為方等部，再其次是華嚴部。
二、安息
安息國位于波斯（今伊朗），在大月氏的西部，西洋史上稱為Parthia。都城在今天的但干（Damghan）一帶。由于是阿爾薩克斯王（Arsakes）在公元前二五〇年左右所建，所以也稱作阿爾薩克斯王朝，“安息”是它的音譯名稱。王朝最盛時，從印度河畔到美索不達米亞，都是安息國的領土。后來因為和古羅馬帝國發(fā)生戰(zhàn)爭，加上內(nèi)亂頻仍，就在公元二二六年被波斯帝國薩珊王朝所滅。但是部分的安息人往東竄逃，移居到阿姆河以東之地，歷史上仍稱它為安息，只是國力已大不如前，一直到隋朝之時才完全滅絕。
安息國的地理位置，正好位在東西貿(mào)易交通的要道，與我國絲織品的貿(mào)易非常頻繁。中國所產(chǎn)的絹布繒彩，一向受到歐洲人，尤其是羅馬人所珍愛，但中國的絹綢要輸入歐洲，必須經(jīng)過印度和安息，由于安息人想要壟斷東方貿(mào)易，經(jīng)常從中阻撓，爭端不斷。除了貿(mào)易之外，安息也是四方國情交換的要沖，這是因為安息人常常行商于四方，自然見聞廣博，漸漸的，安息就成為思想及文化交流的媒介。
安息國本來流行祆教，但因領土深入印度西北，和印度內(nèi)地有密切的經(jīng)濟往來，大約在大月氏貴霜王朝建立時，安息國人也開始信仰佛教。安息國主要流行小乘佛教，特別是說一切有部的教義。在安息領土的遺址，就是現(xiàn)在的阿富汗西部，靠近古印度犍陀羅的地區(qū)，曾經(jīng)發(fā)現(xiàn)公元一、二世紀的佛塔遺址，足見當時佛教弘傳的事實。
在東漢末年來到中國，并對中國佛教有巨大貢獻的安世高，就是一位安息王子。之后，也是安息人的安玄，曾在漢靈帝時，來到洛陽譯經(jīng)。安息被薩珊王朝滅亡后，當?shù)鼗謴土餍徐旖蹋鸾淘诎蚕⑹ゾS護，這時大約是中國的魏晉之際，不少安息的高僧大德來到中國，如曹魏時的曇無諦，西晉時的安法欽、安法賢等，相繼來華譯經(jīng)。所譯出的經(jīng)典，包括大小乘經(jīng)典，廣涉經(jīng)、律、論三藏。由此可知，在東漢、三國之際，安息國所流行的經(jīng)典，應該兼含大小乘經(jīng)典，大乘經(jīng)中，以方等部為主，華嚴部次之，這是因為安息佛教原本就與大月氏屬同一系統(tǒng)。
移居到阿姆河之后的安息國，不知何時才恢復佛教信仰的，但從《續(xù)高僧傳》卷十一可以推知，約在公元五世紀末，安息已經(jīng)再度復興佛教了。高僧傳所記載的嘉祥大師，也就是三論宗集大成的吉藏，在梁武帝太清三年（五四九）生于金陵，他的祖父是安息人，因避仇來到中國，世代都是佛教徒。根據(jù)這個記載，吉藏的祖父還居留在安息國時，應當是在五世紀末葉，因而可以確知當時的安息國已經(jīng)恢復佛教信仰。
三、康居
在安息西北方、大月氏北方的國家是康居。康居與大月氏同是土耳其系的游牧民族。自錫爾河下游，至吉爾吉斯（Kirgiz）平原，是康居疆域的中心地帶。
康居人擅長經(jīng)商，常常到各地去進行貿(mào)易，往返于中亞全境，因此康居也成為中亞各國交換國情及傳播文化的媒介站。漢武帝派張騫出使大夏時，康居還是一個弱小之國，經(jīng)常派遣質(zhì)子來華，并且經(jīng)常貢獻禮品。
佛教是在何時傳入康居的，目前并沒有文獻資料可供研判，不過可以確定，在公元二世紀時，佛教已經(jīng)非常盛行。從東漢末年到東晉之際，康居已經(jīng)有不少的譯經(jīng)僧來到漢土，例如康巨、康孟詳、康僧鎧、康僧會等沙門；他們當中，有的自己就是康居人，有的是祖先為康居人。由于康居國與大月氏、安息國，都屬于中亞地區(qū)民族，因此由康居國傳入中國的佛教，多半都是方等部、寶積部等的大乘經(jīng)典，原始佛教經(jīng)典方面則為阿含部。大致而言，康居國所流行的經(jīng)典，與大月氏是大同小異的。
四、敦煌
敦煌，又作燉煌、墩煌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，自漢代以來，此地就是我國與西域諸國的交通要沖，聚集各種民族，文化風俗復雜，佛教早已在此傳播，高僧輩出，譯經(jīng)僧歷來也是不計其數(shù)。例如被當代人稱為“敦煌菩薩”的竺法護，最早在敦煌建寺弘法的竺法乘，前往西域求法的于道邃及東晉的單道開、竺曇猷，南朝蕭齊的法穎、超辯，北魏的道韶，隋代的慧遠等。又北涼曇無讖曾在此地譯出《菩薩戒本》及《大般涅槃經(jīng)》（北本）的后六品；劉宋時，曇摩蜜多也在此廣開田畝，營建精舍，大力弘法。
敦煌在佛教史上最大的貢獻，在于佛教藝術的輝煌成就。由于西域地帶一出敦煌即為大漠，生死莫卜，商賈旅人往往祈佛庇佑，佛教因此從敦煌一帶發(fā)展起來，這也是敦煌佛教藝術發(fā)達的原因。
前秦建元二年（三六六），沙門樂僔云游四野，來到敦煌時，已是夜晚時分，想找個地方棲宿。突然發(fā)現(xiàn)三危山金光燦爛，像是千佛躍動。樂僔感動之余，發(fā)愿鑿窟造像，使它成為真正的圣地，這是敦煌第一個石窟的營建。其后歷代增鑿營造，逐漸成為千余洞窟的大石窟群。如沙門法良、東陽王、唐代李廣等，都相次鐫鑿，或營造洞窟，或雕琢佛龕，或修葺樓閣，或描造壁畫等，石窟群范圍包括安西縣附近的榆林窟與小千佛洞、敦煌西南的西千佛洞。
一般稱敦煌的千佛洞規(guī)模最大，影響最深遠，是位于鳴沙山東麓的石窟群，又稱莫高窟、千佛巖、雷音寺。經(jīng)近代探險家發(fā)掘，清理查核，得知保存至今者有四九二窟，洞內(nèi)的壁畫計有四萬五千多平方公尺，彩塑二千四百余尊。開鑿的洞窟，最大的高達四十公尺，小的高不及一公尺。洞內(nèi)造像均為泥質(zhì)彩繪，有單身也有群像，最大的高三十三公尺，小的不過十公厘，多彩多姿，神態(tài)各異。壁畫的內(nèi)容豐富，題材廣泛，主要是常見于龜茲石窟的本生、因緣故事和彌勒像。北魏前期的人物造型樸拙，面相肢體豐腴，神態(tài)恬靜淡然，也與龜茲壁畫無異。菩薩造像的衣冠服飾，保留有西域和印度的風尚，北魏晚期則轉(zhuǎn)變?yōu)榍逍泔h逸的形像。壁畫上不僅表現(xiàn)佛教思想，并反映我國古代狩獵、耕作、紡織、交通、建筑、藝術、婚喪嫁娶等現(xiàn)象，藝術成就極高。
西千佛洞開鑿在黨河崖壁的北側(cè)，北朝晚期開始興建，以后歷代都有興修。現(xiàn)存洞窟十九個，自西向東排列，窟頂是平坦的戈壁灘。安西榆林窟位于甘肅省安西縣南約七十公里處，開鑿于隋唐以前，現(xiàn)存洞窟四十一個，其中有一個洞窟繪有唐僧西行取經(jīng)彩畫，是極為珍貴的文物資料。
各洞窟的形式，從早期附有修行小龕的型式漸轉(zhuǎn)變?yōu)橹醒胨健⒅行闹健⒅醒敕饓降取Ｋ逄埔院螅驗檫m應大幅經(jīng)變的構圖，中央后方為莊嚴肅穆的佛壇，四壁均繪滿金碧輝煌的壁畫，與現(xiàn)今佛寺內(nèi)的殿堂型態(tài)已漸相近。
因為敦煌地處玉門礫巖帶，地質(zhì)雖不易自然崩壞，但也不宜雕刻，而我國古代的藝術巧匠融合周、漢的壁畫技術與傳統(tǒng)泥塑及夾纻塑法，形成風格特殊的“繪塑合一”的綜合藝術。各洞窟中塑造佛像為主，天花藻井及四壁則繪滿五彩繽紛的繪畫，繪畫作為塑像的延續(xù)，兩者相互輝映，不僅使敦煌藝術大放異彩，對日后寺院壁畫與塑造藝術也有倡導之功。
由于敦煌處于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地位，因而石窟藝術中反映了傳統(tǒng)藝術與外來藝術相結合的特征。明代以后，由于航海發(fā)達，絲路驟衰，敦煌石窟遂鮮為世人所知。清代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，一說光緒二十五年），王圓箓道士無意間發(fā)現(xiàn)了藏經(jīng)洞，就是莫高窟第十七窟的寶庫，敦煌之名始為世人所知。藏經(jīng)洞內(nèi)藏有從五世紀初晉代到十一世紀初宋代諸朝的經(jīng)卷、文書、帛畫、織繡、銅像等文物六萬余件。經(jīng)卷中除了佛經(jīng)以外，另有道教經(jīng)典，所使用的文字，除漢文之外，藏文、梵文、粟特文、古和闐文、回紇文等少數(shù)民族文字的寫本占六分之一。此一發(fā)現(xiàn)，震驚國際，西方探險家陸續(xù)前來探查攫取。
首先到達敦煌者，為俄國的地質(zhì)學者奧布杰夫（VladimirAfanasievichObruchev，1863~1956），他所竊走的古抄本與佛畫，今存于列寧格勒的埃密達吉博物館。光緒三十三年，英籍匈牙利人史坦因（AurelStein）也聞風而至。那時是史坦因第二度至中亞探險，他賄通王道士，私啟石室，擇其精要，廉價換取二百余包的古本經(jīng)典與畫像，計有古寫經(jīng)約三千卷及其他文卷等三千之數(shù)，運回倫敦。
次年，法國學者伯希和（PaulPelliot，1878~1945）也到這里，自行選取五千余卷寫本，并勘查諸洞，對無法搬運的壁畫，則選其精品加以攝影、編號而攜返。在歸途中滯留北京，將所得的卷帙一部向我國學人展示，至此中國政府方知悉內(nèi)情，速將王道士判以盜賣國寶的罪名，并收拾殘余經(jīng)卷，僅得八千余卷而已，今藏于北京圖書館。期間，尚有美國華爾納、日本大谷探險隊橘瑞超等人，或黏揭、切割壁畫，或竊取經(jīng)卷寫本，或盜運塑像，或收購流落民間者。迄今，敦煌石室藏書及壁畫多流入法、英、日、印、俄、美、德等國博物館中。
一九四三年，國民政府特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，對敦煌寶物加以整理研究。一九五〇年，中共將該機構改稱敦煌文物研究所，文革后又擴大為敦煌研究院，以期對敦煌石窟研究作更大的推展。像這種對敦煌文物的自然、地理、社會、經(jīng)濟、歷史、宗教、文學、美術等的綜合研究，或狹義對敦煌文獻如藏書卷子的整理、解釋、研究，就通稱為“敦煌學”，在近代國際學術界蔚然成風，成為一門獨立的顯學。
近人據(jù)史坦因、伯希和等所搜得匯集成書者，有《敦煌石室遺書》、《鳴沙石室古佚書》、《敦煌寶藏》等，都是前所未見的秘笈。載錄群籍而成目錄者，有由史坦因搜集的《敦煌漢文寫本說明目錄》（一九五七）、《敦煌西藏文寫本目錄》（一九六二），伯希和搜集的《敦煌藏文寫本目錄》（一九五〇～一九六一）、《敦煌漢文寫本目錄》（一九七〇），王重民所編的《敦煌遺書總目索引》（一九六二），由蘇俄搜集的《敦煌特藏漢文寫本解說目錄》（一九六三～一九六七），日本龍谷大學的《龍大所藏敦煌古寫經(jīng)現(xiàn)存目錄》（一九五八），大谷大學的《大谷大學所藏敦煌古寫經(jīng)》（一九六四～一九七二）等。
近年蘇俄公布所藏卷子目錄，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也印行所藏全部卷子。中國與日本少數(shù)收藏家亦有私人珍藏的情形。凡此種種敦煌文獻的發(fā)現(xiàn)，無不具珍貴的學術價值，是治中古學術史及佛教史學的重要資料。
五、龜茲
在蔥嶺以東的塔里木盆地，南北兩側(cè)各有一系列沙漠綠洲接連起來的通道，是溝通東西方關系的主要管道，也是佛教輸入中國的主要路線。北道以龜茲為中心，南道以于闐為中心。
龜茲，梵語Kucina，就是現(xiàn)在的庫車（Kucha），位于新疆天山南路的重要都域，中國史書稱它為龜茲，佛經(jīng)中則有丘茲、歸茲、屈支、屈茨、邱茲、拘夷、曲先、苦叉等諸多的名稱。龜茲居民多屬于雅利安人種，王室以“白”為名，勢力強大，文化進步。唐朝置龜茲為都督府，安西都護也曾駐治于此。自南北朝到唐朝，活躍于中國的出家人中，凡是姓“白”及“帛”的，多半是該國出身的。
據(jù)推斷，佛教傳入龜茲，最晚應該在公元一世紀時；到三世紀時，當?shù)胤鸾桃崖∈⒌綐O點。由于漢唐以來，龜茲、于闐等國已經(jīng)成為中印交通的要沖，因此很多佛教經(jīng)典都是先傳到龜茲、于闐等地，然后再傳入我國。如鳩摩羅什所譯的《妙法蓮華經(jīng)》，原本就有類似龜茲語的傳本。因此也可以說，魏晉以前的龜茲，不但是東西文化融和交會的樞紐，更是佛教文化的第二中心，大乘佛教經(jīng)典的寶庫。
由于魏晉南北朝以前，龜茲是佛典的傳播中心，很多佛經(jīng)由龜茲傳入我國，或由龜茲沙門直接參與漢譯工作。如曹魏時，龜茲王子帛延參與支施侖譯出《首楞嚴經(jīng)》；又如西晉時，竺法護手執(zhí)胡經(jīng)，口宣《正法華經(jīng)》，就有龜茲居士帛元信參校；僧純曾經(jīng)從龜茲的佛圖舌彌之處獲得戒本，從那些戒本及授戒法才確信戒法是如來所制，經(jīng)過傳譯后，漢土戒法也就從此開始盛行。佛圖舌彌在龜茲的佛教地位極高，是東晉時（公元四世紀）來到我國的小乘佛教論師。自公元三世紀中葉以來，龜茲的佛教高僧大德前來我國傳譯經(jīng)典的，包括有僧侶、居士及王子，乃至有的還親自攜帶佛典到敦煌一帶，他們傳教的熱忱，由此可以想見，也可以推知早在公元二世紀中葉，龜茲佛教就已經(jīng)非常興隆了。五世紀初，鳩摩羅什來到長安，廣譯經(jīng)論，除了《法華經(jīng)》、《般若經(jīng)》、《阿彌陀經(jīng)》等大乘經(jīng)典外，更有系統(tǒng)地譯出龍樹中觀學派的論書。他的譯筆生動簡潔，曉暢易解，不拘泥于一辭一義的生澀僵化，被譽為我國的四大譯經(jīng)家之一，對佛法在我國的發(fā)展，影響極為重大。
鳩摩羅什還沒有來到漢土以前，住在龜茲的王新寺，諸王常跪蹲左右，恭聽他說法，可知當時龜茲佛教的興隆氣象。另一方面，龜茲佛教所以能盛行于上流社會，主要原因是高僧碩德輩出，并受到國王保護。鳩摩羅什早年在罽賓及沙勒國游學，潛心研究大乘教義，后來在溫宿國說服一切神辯外道，聲望更隆。龜茲國王白純親自前往溫宿，將他迎請回國，并為他鑄造了金剛座、師子座，上以錦褥鋪飾，恭請羅什升座說法。影響所及，社會民眾崇法敬僧風氣普遍，發(fā)愿出家修道者日增。
龜茲原屬小乘佛教，后來因大乘論師鳩摩羅什出世，論戰(zhàn)小乘教派的佛圖舌彌，大乘佛教才漸漸抬頭；但鳩摩羅什前來我國以后，龜茲的大乘佛教聲勢漸低，小乘佛教也就因而順勢成長。唐朝玄奘大師西行印度之際，龜茲雖然已是小乘盛行地區(qū)，但是全國上下對于大乘僧侶仍是崇敬備至。玄奘大師初抵龜茲時，國王親率群臣及僧侶大德數(shù)千人前往迎接，隔天迎入王宮，恭敬供養(yǎng)，臨別之時，還贈與駝馬和腳夫。
唐朝之時，龜茲佛教的伽藍規(guī)模宏大，裝飾華麗，各寺僧眾極多。到八世紀末葉，龜茲佛教還很活躍，佛教學術研究依然昌盛。但往后的二百多年，龜茲就進入了黑暗時代，在十世紀左右以后，淪為土耳其的領地，龜茲的名稱從此不見于史書，而佛教也隨之消聲匿跡。
整體而言，龜茲雖盛行小乘佛教，但東來的三藏譯經(jīng)師所譯出的經(jīng)典，包括了大乘與密教的典籍，因此可以推知該國也弘傳大乘教法。近年來，考古學者曾發(fā)掘出許多龜茲語經(jīng)典及古代遺物。一八九〇年，英籍鮑爾上尉在這里發(fā)現(xiàn)貝葉形樺皮的梵文經(jīng)典的古寫本。隨后，日本、蘇俄、德國等各國學者也多次發(fā)現(xiàn)，所出土的龜茲語佛典斷片有《大般涅槃經(jīng)》、《法句經(jīng)》、《古城比喻經(jīng)》、《悲華經(jīng)》、《十誦比丘戒本》等。
六、于闐
于闐，梵語Ku-stana。又譯作于填、于遁、于殿、溪丹。位于我國新疆西部，就是今天的和闐（Khotan）。公元三世紀前后，稱為瞿薩旦那，意譯作地乳，印度人則稱之為屈丹。于闐自古是印度、波斯、中國之間必經(jīng)的貿(mào)易途徑，也是東西文化往來的要道。
據(jù)《大唐西域記》卷十二記載，于闐國王自稱是毗沙門天（四天王之一）的后代。關于于闐國的建立，有一段傳說：相傳阿育王的太子遭到阿育王妃陷害，雙目被人挖出，阿育王遷怒于身邊的大臣，就把他們?nèi)弪?qū)逐到雪山以北。這些人在于闐西邊自行推舉酋長，尊立為王，與東邊族人形成對立的局面。后來東西雙方發(fā)生戰(zhàn)爭，東方取勝，為了收攏西方的民眾，就在于闐地方建國。然而因為國王年老無子，擔心斷絕后嗣，就向毗沙門天的神像祈禱，結果，神像額頭裂開，現(xiàn)出一個嬰兒，并且在神像前的地面上涌出乳汁，哺育嬰兒，因此于闐國王自稱是毗沙門天的后代，并以瞿薩旦那為國號。
在七世紀玄奘西行時，于闐國已大半是沙磧，但是，氣候和暢，盛產(chǎn)寶玉及多種礦、植物，人民的性情也溫恭有禮而崇尚佛法。另外，還有不少關于于闐國建國的傳說，例如《于闐國懸記》所記載：早在迦葉佛之時，佛法就盛行于此地。后來人民漸漸怠惰而不信佛法，使得諸龍大怒，把全國各地化為湖水，直到佛陀出世，來到此地，命令舍利弗及多聞天使湖水枯竭，佛陀入滅后，稱呼這里為Liyul，并預言未來這里將會陸續(xù)建設城市。
阿育王的時代，曾經(jīng)派遣九位布教師中的末闡提前往迦濕彌羅傳布佛教；公元前二年，大月氏國王也派遣使者伊存來到中國傳揚佛教。于闐因為接近東北印度，又是當時西域交通與文化的中心地，因此可以推定，在公元前，佛教已傳入于闐。
根據(jù)《洛陽伽藍記》卷五〈宋云行記〉載，北魏使者宋云曾在于闐聽到這樣的傳說：于闐國王原本不信仰佛教，后來，有個商人帶領一位比丘毗廬旃前來，對國王說：“今天有一位異國沙門來到城南杏樹下，愿王能信受供養(yǎng)。”國王因此受到比丘的感召而信仰佛教，并且建塔供養(yǎng)他。《大唐西域記》卷十二也有類似的記載，并提到那位比丘名為毗廬遮那阿羅漢，他來自迦濕彌羅。由此可以推想，于闐的佛教可能是從迦濕彌羅直接傳入的。
于闐是中國佛教入傳的必經(jīng)之地，原本盛行小乘，然而到公元五世紀初，盛行大乘佛教，凡傳入中國的經(jīng)典，十之八九都要經(jīng)過這里，歷代以來，它是西域各國與我國最親善的一國。早期來華的譯經(jīng)高僧，如于闐沙門只多密傳來《光贊般若經(jīng)》；唐代提云般若來我國，譯出華嚴部和密教的經(jīng)典各二部，其他有《大乘法界無差別論》一卷；此外，還有實叉難陀譯出《八十華嚴》等大乘經(jīng)典。唐中宗時，有一位于闐王的質(zhì)子在我國出家，法名智嚴，后來譯出《出生無邊門陀羅尼經(jīng)》、《法華經(jīng)》、《藥王經(jīng)》及《決定業(yè)障經(jīng)》等四部。另外如佛馱跋陀羅、曇無讖、沮渠京聲、達摩摩提、月首婆那等人，雖然不是于闐人，但他們所譯的經(jīng)典原本，如《六十華嚴》、《涅槃經(jīng)》、《妙法蓮華經(jīng)?提婆達多品》等，都來自于闐。三國時代，朱士行到于闐取得《大品般若經(jīng)》的梵本。總之，于闐不但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要道，而且是大乘佛教經(jīng)典孕育的中心。依照近代學者的研究可知，許多大乘經(jīng)典是從于闐文譯成漢文或藏文的。
在《法顯傳》、《大唐西域記》以及近代的史料記載，公元七世紀中葉，于闐還有百余所伽藍，僧眾至少也有五千多人，大多學習大乘教法。《西域記》載，十世紀以后，回教徒入侵于闐，到十一世紀，佛教已經(jīng)全然衰頹，加上天災人禍，往日莊嚴盛大的寺院、佛塔，全部埋入沙土之中，直到近代中央亞細亞的探險，才在這里發(fā)掘出不少的佛教遺跡與珍貴史料。
于闐的語言屬于伊朗語系的于闐語，在敦煌千佛洞發(fā)現(xiàn)了不少于闐語所書寫的佛教經(jīng)典，現(xiàn)存的有《金剛般若經(jīng)》、《金光明經(jīng)》、《大乘無量壽經(jīng)》、《一百五十頌般若波羅蜜多經(jīng)》等。
七、高昌
位于現(xiàn)在新疆吐魯番東南的哈喇和卓，漢時稱為車師前國，晉時稱為高昌郡。曾經(jīng)一度獨立為高昌國，后被唐太宗征服，稱為西州。安史之亂以后，歸附回紇，后再度歸屬我國，是一大佛教中心。
在車師前國的時代，佛教已經(jīng)流行于高昌。公元四世紀下半葉，佛教正式成為國教，以大乘教法為主。《出三藏記集》卷二記載，高昌沙門法眾曾經(jīng)應北涼的沮渠蒙遜之請，在北涼都城張掖譯出《方等檀特陀羅尼經(jīng)》四卷。北涼沮渠蒙遜遣使高昌求取《大般涅槃經(jīng)》的胡本，由曇無讖譯出。然而，曇無讖感慨此經(jīng)的品數(shù)不足，乃發(fā)愿尋得完足的經(jīng)本。到南朝宋文帝之時，道場寺慧觀奏請文帝派遣高昌沙門道普等十人，西行求取《涅槃經(jīng)》后分，道普行至長廣郡涉水，船破傷足，死于外地。臨終之時，道普感嘆《涅槃經(jīng)》后分與宋地無緣。
公元六世紀時，高昌王派遣慧嵩等，隨使入北魏研習梵學，專攻毗曇與成實之學，通究奧義，時人譽稱為“毗曇孔子”，聲名遠播四海。高昌王三次征召他回國，慧嵩都不愿意，引起高昌王大怒，竟殺害他的父母、兄弟等族人。隋煬帝時，沙門慧乘奉煬帝之命，特為高昌王麴伯雅宣講《金光明經(jīng)》。升座講經(jīng)之時，國王布發(fā)于地，請慧乘以足踏之，王崇敬三寶的虔誠，由此可以想見。
唐代玄奘大師西游，途經(jīng)高昌時，高昌王麴文泰盡禮款待，并懇請其永留高昌，以便終身供養(yǎng)，令全國上下都成為佛弟子。玄奘大師深感王的厚意，不過為了求取大法，誓必西行。國王再三固留，甚至下令守衛(wèi)不準玄奘出城。玄奘大師無計可施，只好決意絕食，滴水不飲，如此三、四天之后，氣脈微弱，國王大為恐慌，立即向大師懺悔謝罪，懇請大師在將來回程時，能夠在高昌留住三年，國王愿效法波斯匿王、頻婆娑羅王護持佛陀一樣供養(yǎng)玄奘。最后玄奘大師決定再停留一個月，為王宣講《仁王般若經(jīng)》。每到講經(jīng)之時，國王必定親自執(zhí)香，前來迎請，在引升法座時，國王還低身跪下，以背為凳，讓玄奘登躡座上。玄奘臨告別時，國王為他制作法服三十具、棉帽裘毯、黃金百兩、銀錢三萬、綾絹等五百匹、馬三十匹、手力二十五人，作為玄奘西行往返二十年之用；并寫了二十四封信函，分別送達龜茲等二十四國，每國一封，懇請各國協(xié)助法師順利通行。出發(fā)之日，王與高僧、大臣、百姓等，列隊送別，國王痛哭流涕，道俗四眾也都悲不自勝。玄奘大師得以順利到達印度，實因高昌王的大力幫助，而在當時西域各國中，高昌國也是崇法敬僧事跡最多的一國。
回紇族原本信仰回教，但移居高昌以后，也逐漸改信佛教。因此在佛教經(jīng)典中，不少是譯成回紇語的。十九世紀后，經(jīng)多次考古探險，出土無數(shù)的佛像、佛畫與梵語、胡語、回紇語的經(jīng)典。著名的佛教遺跡，包括高昌故城、交河故城、貝沙克魯克千佛洞、吐峪溝等，前二者是建造于地面上的伽藍遺跡，貝沙克魯克則為兩群洞窟組成的石窟洞。
八、疏勒
疏勒，梵語Khāsa。又作沙勒、伽沙、佉沙、奇沙、室利訖栗多底。約當現(xiàn)在新疆的喀什噶爾，自西漢以來，就成為東西交通的北道樞紐。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二記載，該國人民性情狂暴，民俗多詭詐，文字取自印度。公元三世紀左右，佛教已經(jīng)傳入這里，到唐朝初期，逐漸興隆，以小乘教法為主。
公元四世紀時，鳩摩羅什曾在疏勒禮拜佛缽，并在此國留住一年，潛心誦習阿毗曇六足論、《增一阿含》，深達奧義，又為國王宣說《轉(zhuǎn)法輪經(jīng)》。國王對他崇敬有加，熱心供養(yǎng)，國內(nèi)的百姓也因而崇信佛法。五世紀初，后秦智猛則于該國見到佛陀的文石唾壺，東晉高僧法顯也曾在此國見到佛牙塔。可見，疏勒國保有許多佛陀的遺物。
隋代達摩笈多來華途中，在該國為僧眾宣講《說破論》、《如實論》各二千偈。到玄奘西行之時，疏勒的小乘教僧眾已增至一萬多人，較法顯時代增加十倍之多。此外，佛典中記載了許多有關疏勒的傳說：有的說它是佛法隆盛的邊國之一；有的認為疏勒的牛頭山是菩薩的住處，或疏勒國是達摩波羅神的住處；或佛陀曾以該國付囑發(fā)色天子、畢宿，或此處曾出現(xiàn)九十八佛。總之，從諸多不一而足的記載，以及佛缽、唾壺、佛牙等遺物來看，可以推知疏勒當年佛法興盛的狀況。
中唐以后，因回教徒入侵，在回教勢力的統(tǒng)轄之下，疏勒佛教也因而斷絕。現(xiàn)代在喀什噶爾附近仍保留有多處的佛教寺塔遺跡。
九、迦濕彌羅
迦濕彌羅（梵Ka?mira），又作羯濕弭羅國、迦葉彌羅國、箇失蜜國。位于西北印度犍陀羅地方的東北、喜馬拉雅山山麓的古國。約為現(xiàn)在的喀什米爾地區(qū)。我國漢朝時稱為罽賓，在魏晉南北朝時代稱為迦濕彌羅，到隋唐時代改稱為迦畢試。據(jù)說，阿育王派遣末闡提到此地布教時，曾感化當?shù)氐男U人龍族，使其解脫罪業(yè)；夜叉盤荼鬼的妻子及五百弟子也相繼皈依佛法。當時信奉佛法的有八萬人，僧侶有十萬人。
犍陀羅國的迦膩色迦王曾在此地召集五百位高僧編纂《大毗婆沙論》，并鏤鐫經(jīng)論于銅牒之上，再封存于石函中，建塔藏納。相傳，當時藥叉神保衛(wèi)迦濕彌羅，不讓外道竊持該塔所藏的經(jīng)論，如果有人想要學習，就必須在塔中受業(yè)。由此推知，迦濕彌羅的佛教，當時還處在保守的風氣中。所以在公元二世紀末葉，西域諸國如月氏、安息、康居等地的高僧陸續(xù)來華譯經(jīng)傳教，而號稱佛教極盛的迦濕彌羅國反而遲至公元四世紀初期，尚無一人來華弘法。直到四世紀以后，迦濕彌羅國的佛教才逐漸開放，容許他國的沙門前來學習有部的教義。
佛圖澄在東來中土以前，曾經(jīng)前往迦濕彌羅修學佛法；鳩摩羅什也曾經(jīng)到迦濕彌羅參學，師事盤頭達多，研習小乘經(jīng)典。后來羅什回到龜茲，宣揚大乘教法，遠近馳名，盤頭達多得知后，還以高齡之軀，不辭長途跋涉之苦，前往龜茲去會晤羅什，聽聞大乘妙趣，因而回小向大。
當時，自迦濕彌羅來華從事譯經(jīng)的高僧有僧伽提婆、僧伽跋澄、佛陀耶舍、求那跋摩、佛陀多羅等。我國赴迦濕彌羅求法的有智猛、法勇、智嚴等數(shù)十人，或?qū)ぴL圣跡，或修學禪法，或求取經(jīng)典等，都直接促進了中迦佛教的交流。
迦濕彌羅國雖以小乘教法著稱，但五世紀初期，由此地傳來我國的經(jīng)典，不少是屬于大乘方等部的經(jīng)典，可知迦濕彌羅在當時也弘傳大乘經(jīng)典。七世紀末，也有許多該國沙門來到中國翻譯經(jīng)典，如唐高宗時代的佛陀波利、日照等人先后來華，譯出大小乘經(jīng)典，而秘密教同時也很盛行。八世紀時，唐僧悟空由犍陀羅入迦濕彌羅，在此停留四年，學習小乘教。其時，當?shù)赜兴略喝儆嗨`塔瑞像極多。九世紀以后，天息災、繼業(yè)也曾到過此國。十二、三世紀后，同樣因回教徒入侵，一千五百年以來的佛教盛況，從此消聲匿跡。
十、犍陀羅
犍陀羅（梵Gandhāra,Gāndhāra,Gandha-vati），又作健駝邏、乾陀衛(wèi)。意譯香行、香遍、香風。位于今西北印度喀布爾河下游，五河流域之北。犍陀羅國的領域，經(jīng)常變遷，公元前四世紀亞歷山大入侵印度時，它的都城在布色羯邏伐底，約在今天巴基斯坦白夏瓦東北之處。公元一世紀時，貴霜王朝興起于印度北方，漸次擴張版圖，并有喀布爾河一帶。迦膩色迦王即位時，定都布路沙布邏，就是今天的白夏瓦地區(qū)。王去逝后，國勢逐漸衰微，至寄多羅王，西遷至薄羅城，以王子留守東方。
在公元前三世紀，到公元五世紀，前后七、八百年間，佛教曾盛行于此國；阿育王派遣布教師到此布教，是佛教在犍陀羅的發(fā)端。此國原是上座部，尤其是說一切有部的中心，但后來國內(nèi)的僧眾吸收了大眾部的學風，因此大乘思想也曾風行一時。迦膩色迦王統(tǒng)轄廣大的領土，當時犍陀羅是他的政治中心，同時也是東西文化交會的樞紐之地。國王后來皈依佛教，在都城廣建寺塔，造立佛像，開啟了著名的希臘式犍陀羅佛教藝術。
大致來說，犍陀羅屬小乘有部教派，世友、法救、脅尊者等，都是犍陀羅有部的杰出論師。公元四、五世紀，世親造《俱舍論》三十卷，這部論書將有部繁瑣的教義予以整理、統(tǒng)一、批判，歷來被視為有部學說集大成的論著。
世親之兄無著，出家于犍陀羅國，先在化地部修學，后轉(zhuǎn)赴東方，受教于一位羅漢，研習小乘空觀，但仍不能滿意，于是前往中印度學大乘空論，在阿逾闍國入禪定三昧，上升兜率天，會見彌勒菩薩，學習《瑜伽師地論》、《大乘莊嚴經(jīng)論》、《中邊分別論》等大乘經(jīng)義，回到人間后，為大眾廣說妙理，又教化其弟世親皈依大乘。世親回小向大后，專研大乘教法，遍歷憍賞彌國等中印之地，宣揚大乘教，又作大乘論書百部，親炙受教的弟子約有一千多人。
無著、世親之時，犍陀羅也奉行大乘，但小乘教是主流。東晉的法顯、宋云等人都曾到過此國，稱道該國國民崇敬佛教，好讀經(jīng)典。宋云曾把在犍陀羅等地的見聞撰成《宋云行紀》。在宋云返回洛陽三十多年后，有犍陀羅國人闍那崛多來到長安，在四天王寺譯出《金色仙人問經(jīng)》二卷、《妙法蓮華經(jīng)?普門品》重頌偈等三十九部。由此可見，公元四世紀到六世紀間，犍陀羅佛教與中國佛教間的來往交流已經(jīng)逐漸受到重視。
自公元六世紀以后，佛教失去王室護持，后雖有突厥王一時再興，然而到第十世紀，又為回教徒所迫，佛教終于絕跡。據(jù)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二載，犍陀羅國的疆域，東西約千余里，南北有八百余里，東臨信度河（今印度河），都城名布路沙布邏，王族絕嗣，隸屬迦畢試國，市井空荒，人煙稀少。可見國力曾鼎盛一時的犍陀羅國，在七世紀玄奘大師西行之時，不但已荒廢沒落，且已臣屬于他國。
總括而言，西域佛教自公元前二、三世紀到公元四、五世紀之間，教派多屬小乘，當時盛行小乘的有疏勒、罽賓、犍陀羅等國；至于大小乘思想混合，而仍以小乘為主流的有安息、康居、龜茲等國；主要盛行大乘的則有大月氏、高昌、于闐等國。四、五世紀以后，犍陀羅因無著、世親二位大乘論師的出世，大乘佛教遂有流行北印度的趨勢。
隨著佛教的流布，佛塔、雕刻、繪畫等佛教藝術也因而發(fā)達，佛像多以泥土、漆灰為原料，佛畫以壁畫為主，樣式則多為融合希臘、羅馬、波斯、大夏、印度等風格的犍陀羅藝術，此外還有回紇式、喇嘛式等。七世紀以后，中國美術色彩漸濃，遺物多見于吐魯番一帶。至于取材范圍，佛像主要有佛陀及觀音、文殊等菩薩，繪畫以《賢愚經(jīng)》、《六度集經(jīng)》的故事為對象。經(jīng)典的編纂、書寫、翻譯也極盛行，僅高昌、于闐二地，就發(fā)現(xiàn)了中阿含、般若、秘密等二十余種。
隋唐之際，穆罕默德在大食創(chuàng)立回教，由于用武力傳教，馬蹄所到之處，佛教盡為所滅，安息、大月氏、康居、迦濕彌羅、犍陀羅、疏勒、于闐、龜茲、高昌等各國的佛教，從三國時代到明代之間，先后被祆教、回教侵略吞并，西域佛教也因而從此沒落。
